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家庭对于托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国内城市小学的周边500m半径内，遍布各种各样的儿童学后托管中心，这些机构大多数隐藏在小学周边的居民楼、写字间、商住房内。作为教育的一个细分赛道，托管行业被许多人视作“教育行业的最后一块处女地”。

但由于市场高度分散和政策监管的缺失，托管行业经营模式的迭代和发展较为缓慢。近几年，托管行业开始普遍受到资本的关注，融资力度空前加大。托管行业本身也在由粗放式发展向精细化升级。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托管行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为什么托管行业作为一个存在近三十年的教育细分品类，会在近两年发生变革？在国内，托管行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都有哪些？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主席张洪伟。

记者：托管行业在国内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历程？近几年，托管行业由粗放式发展向教育属性机构升级，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

张宏伟：从宏观来讲，中国的托管教育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九十年代初，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国营企业改制等原因，城市中的住与教相分离，行业开始逐渐萌芽。在初期阶段，托管行业主要呈现为“小饭桌”形式，负责孩子的接送和餐食，为孩子提供休息的场所。

行业发展十年后，也就是2000年左右，由于学生课业压力的加重，托管行业在小饭桌的基础上，增加了作业辅导的环节，进入了2.0版本的托管辅导阶段。2010年以后，托管行业的教育属性不断增加，我们将它定义为托管教育，也就是托育过程中不仅仅包括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而且包括学生的课业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

从1990年起，托管行业经历了小饭桌、托辅、托育三个阶段，平均每十年一个周期。目前，从总量来说，行业内80%的机构仍处于托辅阶段，只有10%-20%左右的机构处于托育阶段。系统和精细化的服务内容越来越受到家长的认可。

这几年托管行业升级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点，与家长需求的转变相关。目前的小学生消费主体以80后父母为主，他们的教育理念和经济承受能力都与其父辈有所不同，原来的低端“小饭桌”模式和单一的“托管基础服务”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倒逼市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

第二点，可以从社会需求角度来看，城市双职工家庭逐渐增多，家长下班与孩子放学之间的时间差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在法律框架内积极予以协调，因此出现了校内托管一类的解决方式，但这与教育部门的教育属性存在冲突之处。

第三点，从孩子角度来看，孩子的学业压力不断增加，周六日补习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家长开始希望托管机构能够在看管、作业辅导之外，增加课业补习的功能，这样便可以将周六日时间节省出来。

记者：托管教育行业被许多人视为中国教育领域的“最后一块处女地”，但为何这个行业目前在国内的发展程度仍然有限？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有哪些？

张宏伟：我是从2012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当时受各方面条件的约束，行业内从业者的素质和水平较为有限。最初的从业者大多是由于偶然因素进入托管行业，例如家里有空余房子或恰好有托管需求，对于未来的发展，他们并没有清晰的定位与规划。

从政策法规层面来讲，国家对这个行业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性。2014年以前，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都没有任何关于托管行业的“声音”出现，致使该行业长时间处于一种“监管真空”的状态下，资金与人才的进入受限。

实际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学后托管教育的法制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日本在1947年就已经颁布了一部关于婴幼儿的保护法——《儿童福祉法》。但是关于少儿托管的法律制度一直缺失。在政府机构和民间机构的不懈努力下，1998年，少儿学后托管业务终于以“学后儿童全面培养计划”的名义成为《儿童福祉法》的一部分。

但托管教育行业的发展机遇也很明显。不论是托管教育机构，或是K12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本质上都是在同孩子抢时间。现阶段，儿童托管服务是一种“刚性需求”，孩子每个月在托管机构停留近百小时，市场空间巨大。

另外，学后托管的服务对象主要以城市1-4年级的小学生为主。这部分客户群体向下延伸是幼教机构的服务人群，向上延伸是新东方、好未来等培训机构的目标客户，具有客观的引流功能。

记者：北京、上海一直是教育培训行业的红海市场，托管教育是教育的一个细分品类，但为何目前国内的托管教育连锁品牌基本都绕开北京、上海一类的“战略重地”？

张洪伟：过去我们做托管教育连锁加盟时，也基本没有涉足北京、上海等地，一些一线的托管教育品牌在这些城市也基本没有店。但像北京、上海属于“兵家必争之地”，托管并不是家长的必然需求。一些教育培训机构为了争抢生源，已经开始为家长解决接送、托管等问题。

另外，北京、上海市政府将小学生的午饭承包给了专业的第三方餐饮机构，中午不允许出校门，所以没有午托需求。孩子在托管机构的停留时间也由正常的五个小时变为两个多小时，托管机构的房屋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利用率不高。供给、需求、成本三个原因导致了托管教育机构大多选择绕开北京、上海等城市。

但一线城市内部也存在差异。广州、深圳过去是由政府管理孩子的午休，但从2014年开始放开午托后，托管市场需求巨大。目记者：在世界范围内，有哪些值得参考的托管教育经验？

张洪伟：无论是美国、韩国、日本或是台湾，都存在下班与放学时间不同步的问题。它们在这个问题上，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日本用了六十多年。从结果上来说，这些国家最终都是依靠政府立法来解决。托管教育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最终的解决方案会是国家、地方、民间三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1997年，美国克林顿政府进行立法，拨款138亿美元解决托管问题，企业、地方与国家共同合作。在一些发达国家，国家主要负责教育公平，为一些贫困群体提供托管教育服务。而民间的托管机构则主要满足中上层家庭对个性化教育的需求。

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台湾地区适龄青年的人均工作强度和时间增加，照看和接送孩子的时间减少。在1982年，某些嗅觉灵敏的商家根据家长的需求，顺势推出了学后看护服务，就产生了“安亲辅导”这个行业，也就是我们国家俗称的“小饭桌”，现在的“学后托管教育”。

经过近30多年的发展，随着少子化的加剧，以及对应试教育的重视，台湾地区的“安亲辅导”服务内容已经由最初的接送、吃睡、课业辅导等基本的服务，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成长的教育综合服务。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安亲辅导行业在台湾发展缺乏秩序和规范，如今已走向了成熟。

目前国内的托管教育市场，就像一个“江湖”，由于没有绝对的行业老大，行业发展也不够规范和成熟，“台湾系”是其中推动行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些品牌大多集中在2013年左右进入到国内市场，对整个托管教育行业的规范化、制度化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记者：教育综合体是托管教育行业目前十分推崇的一种发展模式，实际上K12领域的一些企业也在致力于打造一站式教育服务空间，这两者有何异同？

张洪伟：K12领域的教育综合体与托管教育行业的综合体设想，有着一致的发展目标，那就是满足社会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但以托管为基础的综合体与K12领域的综合体有不同之处。K12的教育综合体将多个培训机构容纳进一个空间，减少了家长路途奔波的时间，但并不能让家长免去等待的时间，无法真正让家长获得解放。

以托管为基础的教育综合体则是另一种形式，“教育综合体”内设置能够提供孩子吃饭、睡觉、写作业等基础辅导内容的服务项目。家长只需像日常上课一样，早晚到托管机构接送孩子。托管机构老师将依据课程时间，把孩子送至不同的培训地点，同时为孩子提供陪伴、辅导、交流的服务。

这种方式有个优点，家长的时间得到节约，进而得以拥有更多的私人时间与空间。中国的家庭在有了孩子后，习惯于将所有时间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周末时间也大多用于陪孩子在各个辅导机构间来回奔波，反观国外却并非如此。

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孩子能够将课外学习集中于周六一天，家长可以在这一天休闲放松、自我提升。在周日时，一家人可以共同享受亲子时光。这种教育综合体能够同时照顾孩子与家长双方的需求。

记者：在管理、运营等方面，初次进入托管教育行业的机构最常遇到的问题都有哪些？

张洪伟：托管教育与教育培训行业之间的区别不大是许多初进入者遇到的问题之一。托管教育行业与教育培训机构的家长需求、师资要求、业态和选址条件都不同。参加培训的家长更加关注分数和教育的效果呈现，老师需要保证课程短时间内有成效，具有典型的短周期、低频、强效果的行业特点，一般选择在交通便利、靠近社区或者商圈的位置。

托管的家长更加关注高质量的作业辅导和安全接送的问题，以及保育类的服务，选址多数在小学周围或者靠近社区，是一个长周期、高频、浸透式的行业。

最近四五年托管行业的加盟业务发展迅猛，许多人跨行进入这个行业，在选址、定价、课程设置、教师招募等问题上缺乏明晰的方向。对于初进入者而言，最开始时，他们可以选择加盟的形式，跟随一个较为成熟的连锁品牌进行发展规划。

来源|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