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有效的教育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学校、家长和社会的功利诉求。图为2017年6月24日，众多老师和家长在北京八一学校考点前迎候参加2017北京市中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同学。视觉中国 资料

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初中课程教学与中考改革衔接工作的通知》。这份通知要求：新中考背景下，各学校不得随意增加或削减课程门类；不得随意改变各门课程的周学时数和学科总学时数；不得在学生选考与非选考学科之间违规增减调配学时。同时，也不得调整各学科原本的开设年级，不赶进度、不增难度，不突击教学。

北京是我国率先进行新中考改革的省份，中考科目实行4+X科目组合。4指语文、数学、外语、体育，这4门科目每个学生必考，X是在初中其他科目中选X门。北京规定，考生从历史、地理、政治、物理、生化中选择3门，必须文理兼顾。按照教育部去年9月印发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我国所有省区市，都要启动新中考改革，实4+X科目组合。

从北京的情况看，这一改革推行过程中又出现“令人担忧”的功利现象：有的初中，从初一开始起就指导学生选科，根据学生的选科提前进行教学，其目的是帮助学生获得中考4+X的高分。北京市教委的上述通知就针对这一问题。但对这份通知能否规范学校的办学，遏制提前选科问题，社会公众普遍感到不乐观，因为即便学校不指导选科，家长也会从初一时起，就帮助孩子选好科目，让他们提前准备未来的中考。

一些舆论由此惊呼：学校和家长太功利了！这些舆论认为，改革被功利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扭曲，要让改革取得成功，学校和家长要消除功利观念。然而，在我看来，把改革被 “扭曲”的责任推给学校、家长和社会，正是我国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真正有效的教育改革，恰恰必须充分考虑学校、家长和社会的功利诉求，甚至要把所有参与教育活动的相关人士，都假定为具有“功利诉求”，以此分析他们会怎样功利地对待改革，进而让他们“功利地走向不功利”。

基于“理想型教育人”假设的改革注定要碰壁

制订任何一项教育改革措施，都需要预判改革实施后的效果。这里就存在对与改革相关的人的行为研究，即这些人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改革，因为这将直接影响改革的实施及效果。这和研究经济制度、经济政策是一样的。经济学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假设，即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人是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并为此可不择手段。离开了这一假设，很多经济学的研究就失去了基础。

我国近年来在推进教育改革，包括高考改革、中考改革、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评审职称改革等等，但是，从改革的推进看，实际效果与改革的初衷，有的相距甚远。比如，高考改革实行3+3科目组合，取消了文理分科，学生可以自由从6门（甚至7门）里自主选择3门，这看上去给了学生更大的学科选择权（以前只有文理二选一）。改革者美美地设想，如果所有学校按照改革设计，都允许并满足学生的学科选择权，那么，我国基础教育的局面将大为改观：所有高中都会实行选课走班教学；如果所有学生（家长）都用好选择权，按自己的兴趣、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学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会增强，兴趣和个性会得到更好的培养、发展。甚至有很多人乐观地根据这一改革方案指出，高考改革将“倒逼”学校进行师资建设改革、课程改革和教育教学方式改革。

随后推出的中考改革也延续扩大学生选择权的思路，实行4+X科目组合，即除了所有学生要统一考语文、数学、外语、体育之外，各地教育部门可规定学生在其他科目中自选X门，如6门里选择3门。与高考方案略微不同的是，学生自选的X门，不能任选，而需要文理兼顾。同样，改革者设想，如果所有学校都根据中考方案，允许学生在全面学好义务教育课程的基础之上，自选适合自己的科目参加中考，那么，中考会改变以前用统一学科考察所有学生的局面。而且，学生自选科目，会促使初中重视所有义务教育课程教学，不再把以前要统一考试的科目视为主科（非中考科目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往往会被边缘化），只要是学生选择的科目，都一样重要，学校必定重视。

以上对改革效果的预判，也是有假设的，就是那么多的“如果”。这些“如果”，几乎都把所有教育活动的相关者（地方教育部门，学校的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社会机构）假设为“有理想而没有任何功利诉求的人”，姑且称之为“理想型教育人”。更有甚者，笔者曾看到有论者认为，新高考有的科目给学生提供两次机会，学校老师、家长、学生可以十分从容对待考试，在考试前不必花时间专门做准备。这无疑是全世界学生对待考试最理想的境界：“拿着一支笔进考场”，考出自己的“原生态”。

可是，这样的假设，脱离了现实，完全不了解（或者有意无视）现实中学校办学者、教师、家长对待教育的态度。从我国教育的现实看，相当多数学校、老师、学生家长，其实都是“功利型教育人”，即追求教育的功利结果，甚至已有部分学校、老师、家长为获得功利的教育结果不择手段。但制订教育制度和政策，应该有“功利型教育人”假设，而不是“理想型教育人”假设，即要把更多教育活动相关人士作为类似经济人的“功利型教育人”，分析他们可能用何种功利手段来应对教育改革，这才能使教育改革解决实际的教育问题。

为什么必须要有“功利型教育人”假设

“理想型教育人”假设，是把教育改革的实施效果，建立在所有教育活动相关人士自动“祛除功利诉求”，而去追求理想教育的基础之上，这可谓我国近年来推进教育改革的最大偏差。比如，政府教育部门出台减负令，要求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可是，在减负令之下，学生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增重，典型的表现是“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就是学校减少布置作业，家长却把孩子送去培训机构培训。再比如，教育部门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招生，不得举行笔试，可是，公开的笔试取消了，但测试却转到地下继续进行，还有的学校不考学生，转而考家长。

对教育新政实施的效果，教育部门和社会舆论都指出，发自良好初衷的改革被功利对待了，因此，把改革出现的问题推给了学校、家长和全社会的功利教育观。像针对3+3高考改革，很多中学并没有给学生提供20种（6选3）或者35种（7选3）选择，而是有限几个选科“套餐”；而学生选择学科，也没有根据自己的兴趣，而主要是考虑怎样获得更高的考分。在北京率先进行的中考改革中，已经出现的一个令人忧虑的新问题是，本来应该在初三才进行的学生选科，已经被部分学校提前到初一，而且打乱原来的初中教学安排，提前给选定学科的学生上课。学校这样做的用意十分明显：既然中考实行4+X选科组合，那么，就先选定X，集中精力学好X门，不是可以考出更高的中考分数吗？

其实，在设计中考方案时，有关部门已经考虑到提前选科可能导致偏科问题，因此，要求中考的“X”选科要文理兼顾，但却没有把“功利”问题想得更深一些。教育改革，从实质上看，就是对教育权力和利益进行重新调配，因此，改革本身要有理想，但推进不能理想化，必须直面权力和利益，解决的就是极具功利性的问题。因此要有“功利型教育人”假设。“功利型教育人”假设并不排除“理想型教育人”，但从改革角度看，如果能改变“功利型教育人”的的行为选择，那么“理想型教育人”那里就更不存在问题了。

基于“功利型教育人”假设的改革应怎样进行

从“功利型教育人”假设出发设计教育改革方案，首先需要充分分析所有相关利益群体的诉求。为此，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允许各方进行利益博弈，而不能无视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只谈 “教育理想”。比如，我国在教师管理改革中，经常强调的是教师要有崇高的师德，要有奉献精神，并基于师德来谈教师薪酬制度改革、职称制度改革。但师德不是“要求”出来的，教师管理改革，更需要解决教师的待遇和权利问题。

其次，要基于功利型假设，分析改革方案会被怎样功利对待，包括不择手段地功利对待，选择合理的改革方案，做到就是按照学校和家长的功利型选择，最终的选择要回到学生的成长上。也就是说，基于“功利型教育人”假设来设计改革方案，这并不是迎合“功利型教育人”，而是在考虑“功利型教育人”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让他们最终变为“理想型教育人”。

中高考改革的设计，应该把每个家长视为“功利型教育人”对待，即要假定所有家长都渴求自己的孩子考出更高的分数，进入更理想的大学。按照这一假设，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是破除把所有学生用一个标准评价的评价方式，因为在单一的评价体系之下，家长对待子女的教育，就会只关注分数、排名，孩子就会被置于排名竞争中。出现在新中考、新高考中的“新问题”，按“功利型教育人”假设，是必然结果，因为既然中高考还是按科目总分录取，那么，学生（家长)就应该选择让自己（孩子）的考分最高的方案。从而，所有中高考改革的“乱象”，从“功利型教育人”角度，都可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就不是学生和家长的问题，而是改革方案本身的问题。

推进教育改革当有科学和务实的态度

发达国家的家长对待子女的教育，就不是“功利型教育人”了吗？其实也是，但为何表现得不像我国家长那么焦虑或者功利呢？这是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评价制度引导的结果。

在德国，初中毕业（中考）也实行分流，部分学生进学术高中，其余学生进职业学校，但学生和家长不为分流而焦虑，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普通教育的社会地位是一样的。但在我国，中考进职业院校，被视为分层，不少学生（家长）认为职业教育是差生才接受的教育。原因在于，我国的教育管理和人才评价存在对职业人才的歧视，不消除歧视，要让学生（家长）平等对待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不可能的。指责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去职业学校读书，解决不了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现实困境。因此，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清理、取消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

在美国，一些私立高中的升学竞争也特别激烈，很多学生的目标是进常春藤名校。可是，激烈的升学竞争，却没有刺激出我国高中那种的大规模题海训练，也没有高中要求所有学生集中关注几门核心科目的学习，高中仍实行全面的学分制，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未来的升学规划，选择科目学习。原因在于，美国大学的录取，是自主招生，每所大学的专业有自己的录取标准，实行多元评价（包括统一测试成绩、中学课程成绩、中学综合表现、特长等）。可在我国，所有大学都按照统一考试成绩，对一省范围内学生按统一考试成绩排序之后进行录取。也就是说，不管学生有多少学科选择，都要把这些同学纳入一个评价标准体系中，分出名次高低来。

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要让学生（家长）不重视分数、排名，实在太理想化了。可我国各地教育部门一直在做的事是，虽然实行的是按排名评价、录取的制度，但要求中学淡化学生的成绩、分数，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要求家长也不要关注学生的分数。这并非务实的态度。近年来，舆论一直炮轰家长的功利，但却改变不了什么，家长的焦虑和功利反而有增无减。

尊重家长的“功利”，理解他们作为“功利型教育人”的行为、选择，深入研究当前家长存在的教育焦虑情绪，这应该成为设计教育改革方案的前提。这也是推进教育改革所应有的科学和务实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