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下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谢贵安教授做客湖北国学大讲堂，做了题为“帝师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儒学教育”的讲座，本次活动为湖北国学大讲堂2017年度讲座计划系列之一。讲座中，谢贵安教授主要谈及了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教育形式、内容、技巧以及效果。现将本次讲座的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谢贵安首先介绍了张居正的生平事迹。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北江陵人（今荆州），所以人称“张江陵”。13岁考举人时受乡试主考官湖广巡抚顾璘赏识，但因年纪过小没能中举；三年之后他以16岁中举；22岁（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由庶吉士至翰林院编修，可谓少年得志。
世宗后期，升任右中允，与国子监祭酒高拱、重臣严嵩、徐阶都保持良好关系。穆宗隆庆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后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神宗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驱逐高拱，成为首辅，与李太后、冯保构成“铁三角”，建立了稳定的权力核心，继而推动了长达十年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的作品汇编有《张太岳集》，后张舜徽主编《张居正集》时曾将其收录在内。
教育形式
下面就进入了本次讲座的正题——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教育。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继位时年方10岁。张居正教育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个年少的小皇帝。
谢贵安首先展示了一张万历皇帝的课表，继而详细介绍这份课表中各项教育形式的具体情况。万历皇帝除上朝外，其他时间分为经筵和日讲。经筵每月三次，逢二举行（二、十二、二十二），因为参与人数众多，形式严肃，所以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可见经筵的仪式性色彩更为浓厚。相比之下，日讲更为实用，但是非常频繁，除去逢三、六、九上朝之日（初三、六、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外，其余每天都要举行为皇帝讲授经史的教学活动。张居正担任“知经筵”（主持经筵的官员）后，为神宗制定了明代皇帝中最为严苛的经筵日讲标准。他还亲自制定了神宗参加日讲和经筵的仪式，并规定了春季经筵（春讲）和秋季经筵（秋讲）的期限，即“一学年，两学期”的学制。
张居正制定的学习计划数年如一日地执行着，根据谢贵安的不完全统计，从隆庆六年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日讲开始，到万历十七年二月二日最后一次日讲截止，神宗参加的经筵是99次，日讲是601次，共计700次。其中张居正在世时（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前），举行的经筵是72次，日讲是551次，共623次；分别占到全部经筵的73%，全部日讲的92%，所有经筵日讲的89%。可见其教学计划执行的有效性。除了经筵日讲之外，张居正平日对万历皇帝的耳提面命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的教育形式。
从这里可以看出，万历皇帝的学习任务非常繁重，这对一个还只有十几岁的孩子而言，亦可说是某种程度的摧残，不可避免会产生逆反心理。讲到这里，谢贵安教授也提醒大家注意孩子教育过程中给予适当玩耍娱乐的空间，帮助其更好的成长。
教育内容
谢贵安认为，张居正教育万历皇帝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提高神宗“圣学”，培养其“圣德”，这也是经筵日讲教育的最终目的，因此他特别重视用儒学思想教育神宗，竭力使之成为儒家期待的“尧舜之君”，使其具有“大德”，心怀天下。他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儒家经典为教材，给神宗制定了三门功课，并亲自编写教材，可谓用心良苦。第一门课为《四书》课，教材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其他相关书籍，比如真德秀《大学衍义》。如此选择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明代非常重视《四书》，甚至科举考试的标准参考答案亦常出于其中。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入门较易这层考虑，《四书》比较通俗易懂，相对《五经》而言更为浅显。
第二门课为《五经》课，教材为《尚书》、《诗经》、《周易》、《礼记》、《春秋》，缘何顺序如此今已不可考，因为如果从由易入难来考虑，显然《诗经》朗朗上口，更容易学习才对，而张居正选择把《尚书》放在第一位，或许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第三门课为《史鉴》课，张居正为皇帝编写了《通鉴》、《训录类编》、《贞观政要》等教材。《通鉴》不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版，而是其节要精缩版，张居正删去众多繁琐且无关紧要内容，精选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浓缩而成，同时内容相对容易，符合皇帝的接受程度。《训录类编》中的“训”是指《大明宝训》等皇帝宝训，录自各位皇帝的实录，一般皇帝都是先修实录，继而从中摘录出一部宝训，即皇帝的精华语录。其中实录收藏起来秘不示人，宝训则面向公众发行。张居正从这两类书中择其精华加以编订，按类编写，共40个类目，以供皇帝学习之用。谢贵安认为，这一教材的编写可以看出张居正希望皇帝在《通鉴》之外，还必须对当代的历史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他不但崇尚先贤，同时亦注重现实问题的解决，如此可以培养皇帝的现代意识，注重解决现代问题。如此思想也是他能主持长达十年改革的原因之一。《贞观政要》主要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讨论如何治理国家、弘扬道德，以达成盛世。张居正把它作为学习教材，是希望皇帝能接受劝诫，培养起纳谏的宏大胸怀。
明神宗所上三门课程，《四书》、《五经》和史鉴课，都得以完成，所讲的经书如《尚书》甚至讲读过两次以上。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忠实而完整地执行儒生们设计的经筵、日讲制度，并非易事。神宗之所以执行得相对较好，与其冲龄继位，以及张居正强力执行有关。
谢贵安接下来详细解读了张居正安排这三门功课的用意。第一，提倡重德爱民的观念。儒家提倡仁者爱人，重视民本思想，希望皇帝能成为圣人，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小孩那般爱护。张居正不断向小皇帝朱翊钧灌输这种思想，告诫其曰：“为治之道，唯在布德修政以固结民心，乃安宁长久之道，不在事事防范。”并用太祖朱元璋“及将仙逝之年，犹下令劝课农桑，各处里老粮长，有以事至京者，皆亲召见赐食，问以民间疾苦。事事念念，惟在于安民，未尝有一毫受享逸豫之意。深仁厚泽，结于民心”的例子，教育神宗要爱民如子。
第二，强化重俭轻奢的思想。谢贵安举皇帝想办烟火会被张居正拒之一例加以说明。万历二年闰十二月，神宗想办“鳌山烟火”，张居正却回答说以前是事母和奉神，“非为游观。隆庆以来，乃岁供元夕之娱，糜费无益，是在新政所当节省。”并教育其道：“今天下民力殚诎，有司计无所出，仅得数十铢，亦输京师，其窘可知。及今无事，时加意撙节，稍稍蓄以待用，不然，臣恐浚民脂膏，不给也。”神宗也只得附和：“朕极知民穷如先生言。”于是“明年元夕，罢烟火鳌山”。
第三，树立重勤轻玩的观念。儒家有“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观念，张居正常以此教育神宗。如万历四年三月，神宗出御文华殿讲读，辅臣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至唐玄宗于勤政楼设宴宠幸安禄山事”时，神宗“览其图”，见有“勤政楼”三字，便指出：“楼名甚佳，乃不于此勤理政事，而佚乐宴饮，何也？”张居正便指出：“人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有始治而终乱，由圣而入狂者。古圣帝明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盖虑克终之难也。玄宗不能常持此心，故及于乱。”是以提醒神宗要有始有终，兢业勤恳。
第四，强调重道轻艺的观念。张居正要求神宗不要总是练习书法，并以此沾沾自喜，指出：“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以来，至于唐宋所称英贤之主，皆以其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闻有技艺之巧也。”他还列举“汉成帝知音律，能吹萧度曲，六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皆能文章，善画，然皆无救于乱亡”。进一步提醒神宗皇帝，“君德之大，不在技艺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宜及时讲求治理，留心政务，以自古圣帝明王为法，若写字一事，不过假此以收放心，虽殚精费神，直逼钟、王，亦有何益？”
教育的经验与技巧
张居正教育万历皇帝的经验和技巧也是本次讲座的核心内容。在谢贵安看来，第一，张居正重视对皇帝朗读和背诵等基本功的训练。他规定神宗要“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后来万历皇帝甚至能背诵唐代张蕴古所撰的《大宝箴》，“居正受册，北面立。上覆诵终篇，不失一字”，可见其基本功之扎实。
第二，重视循序渐进、逐步提高的方法。虽然张居正雷厉风行，做事讲究执行效率，可是在对皇帝的教育上却有着足够的耐心。他指导神宗学习从低级到高级、从小学（蒙学）到大学（治国大道）逐步提升。“皇上每日日讲经书，以前起止不过四五句，盖以为学工夫当以渐而进，故不敢骤加。今圣学日进，睿质日开，前项经书，似宜稍加增益。”直至最后领悟治国大义。
第三，照顾蒙学特点，注重图文并茂。一味的经典阅读会令人产生抵触心理，张居正考虑到小孩子对图画的喜以及对此接受能力更高，因此主编了《帝鉴图说》，配合图片讲解历史上发生的故事和道理。这本书是前面所讲《史鉴》课里的一本书，放在此处是强调其教育特点。
第四，注重灌输与启发相贯穿，学习与提问相结合。他亲自给神宗讲解《帝鉴图说》、《训录类编》，又重视启发，培养其问题意识。“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万历六年十二月，神宗在文华殿讲读时，张居正建议：“今所讲经书……其中或有疑义，皇上不妨面问，令讲官通俗讲解，务期明白，或讲官一时仓卒，辞理未畅，臣等当从旁代对，罄竭其愚。”鼓励神宗对不懂的地方加以提问。
第五，注重温习的方法。学习需要“学而时习之”，因此张居正特别重视“温习”和“温讲”。他要求“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而对于像《大学》及《尚书·舜典》这样的重要内容，还要“温讲”。
第六，打通课程，一箭双雕。张居正还注重将诵读与练字相结合，把书法课与经史课相贯通。如他一方面要求皇帝诵读《大宝箴》，一方面“以《大宝箴》为习字影格”。这样皇帝在练字的过程中即可学习经典，可谓一举两得。
第七，严厉与鼓励并用的方法。小皇帝读《论语》“色勃如也”一句时，将“勃”念成“背”。张居正厉声纠正，使神宗“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但他同时对皇帝亦多有鼓励。如宦官曾拿着神宗读过的《尚书》告诉张居正等人“上于宫中读书，日夕有程，常二四遍覆背，须精熟乃已”。张居正便与讲官“相顾嗟异，以为上好学如此，儒生家所不及！”
第八，教师与家长相配合的方法。张居正与慈圣李太后经常配合。张居正建议神宗“停罢写字”，改为每日早讲之后学习处理各衙门紧要章奏。神宗说：“先生每说的是。朕回宫奏知圣母，待来年行。”可见张居正在对皇帝的教育上与李太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两者共同配合以达成既定计划。
教育效果
在讲座的最后，谢贵安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张居正对万历皇帝儒学教育的效果。
正面而言：神宗坚持经筵和日讲的学习，直到万历十七年二月才中辍面对面的讲读，但以进呈日讲讲章的“函授”形式仍在继续，最终到万历四十三年停止。这些教育导致神宗儒家观念和中庸人格的形成：他虽对大臣“冷战”，但对不满的官员处置较轻，不残忍，可以说有一些仁爱之心存在。同时，神宗不喜游乐，极少出宫，一生主要都待在皇宫之内。张居正的教育也影响了他的学习习惯：他阅读过《击壤集》、《类证本草》、《古文真宝》、《皇明典礼》、《明实录》等大量典籍，成为皇帝接受国学教育的典范之一。
而负面影响也很明显：万历皇帝是出了名的懒政，甚至长达20余年不上朝（也有一说30年）。万历皇帝极为重利，非常贪婪，如设置矿监税使，任命太监大肆搜刮，横征暴敛，给当时较为活跃的商业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恶果。还有就是其重男轻女观念的形成，如万历元年十月八日，宦官对张居正等人说：“上……每见史书上王莽及吕太后、武则天、萧太后，即以手指而骂之。”体现了万历皇帝对女性当政者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