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国家、民族、家庭、个人的关系密切而重要，教育体制的些微调整都与被影响人群命运息息相关，受影响者对此自然极度关心、极度敏感。一些细微的调整，受益者与受损者态度自会冰火两途。从“小升初”的变来变去，到高考方案的不断调整及录取名额分配变动，无不引起尖锐矛盾。其核心问题其实是“优质教育”供给长期严重不足。
20世纪初美国报纸的插画，图为中国妇女们在学习算术
为缓解这种矛盾，有关方面确实尽心竭力，想出种种办法，但迄今为止，成效有限。因为种种变革方案多在“需求端”大做文章，相对而言，在“供给侧”着力远为不够。由于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极为旺盛，如无供给侧大幅度调整、改革，需求端的改来改去也无异于杯水车薪。不仅无济于事，反因利益格局的频繁调整、变动而可能引起更多的矛盾。如果这种供需长期严重失衡，矛盾长期得不到缓解，不仅会导致教育发展缓慢，还将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教育体制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应是尽最大可能放开供给。
一
教育供给侧的放开，于国于民，利远大于弊。清末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化转型，需要大量现代政治、法律、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疗卫生、财政金融、新闻……方方面面的专业人才。但在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止前，国家教育体制仍是以科考为中心，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完全以科举考试为依归，学习内容主要是义理、词章、考据，尤其是已然僵化的八股文章。虽然洋务派认识到现代社会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冲破巨大阻力兴办了一些新式学校，但数量有限，培养的人才也有限。这个阶段，官方教育体制外的另一种教育体制悄然而生，渐渐发展，为社会供应了相对多的现代化专业人才。
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广州传教，但迫于清政府的禁教令，只能潜居在英国驻广州的商馆里活动。1818年，他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作为扩大都会影响和传教的工具。
1830年，美国传教士俾治文寄名美商同孚洋行，居留在广州洋行贸易特区内。他在广州收留了几个学生，开办了学校，用以传教。
五年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留了几个女孩，开了一个读书班。
1839年，马礼逊学堂在澳门开办，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与第一个留英学生黄宽就在该校就读，后随教师布朗夫妇前往美国。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大门洞开，香港迅速取代澳门地位。1842年，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前往香港。两年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也迁到了香港。同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的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了第一所女子学校；伦敦会在厦门开设了英华男塾。
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建立一所学塾，1867年迁往杭州，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发展为之江大学。
1850年，上海有教会办的英华书院、清心书院、徐家汇公学等。
1853年，福州有教会办的格致书院，天津有望海楼天主堂附设的法汉学堂，以及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1864年山东蒙养学堂、北京贝满女塾，1867年北京潞河男塾……
到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达800所，学生达两万人。到19世纪90年代，教会学校进一步增加到2000所，学生4万人之多。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
教会学校的女老师与学生们亲密互动
二
19世纪中叶，中西方刚刚开始接触，外国教会学校很难招到学生，但是传教士们通过与贫民接触，用为贫民施衣、施食、施医、施药等方法消除了贫民对洋人的疑惑，一些最贫苦家庭的孩子被免费招进了教会学校学习。这时的教会学校更具宗教、慈善性质。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增加，传教士们便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传教活动，要求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及其夫人在登州设立蒙养学堂，招收6名贫家子弟，施以基本的西学教育和宗教教育，学制六年。这就是登州文会馆的前身。1877年，学堂定名登州文会馆，学制六年，被认为是最早的教会大学。
1876年，教会学校由19世纪60年代初的不足200所发展到1876年的大约800所，学生人数达到两万名左右。面对这种情况，教会学校决定更正规地办学。此后，教会学校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按照西方正规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规的教学体制；二，世俗知识在教学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并开始“中西学并重”，增加中学比重；三，专职教育家当老师；四，招生对象由原来只是社会底层渐渐向富家子弟转变。
于是，许多教会学校开设了大学课程，逐渐向教会大学过渡，如上海的约翰书院、中西书院，广州的格致书院，北京的汇文书院，南京的汇文书院，通州的潞河书院等等。19世纪末的教会大学，无论从其学制、课程上还是从其设备、教学手段上看，均还不完善，教学质量更不能与西方普通大学相提并论。但是，因教会大学的出现，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体制却移植到了中国，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等，在中国官方教育旧的体制外形成了一套新的教育体制，打破了官府教育的垄断地位，推动了现代中国教育向现代的转化。
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教会学校的显著特点有以下几点：一，男女都有受教育权利，教会女子中学的产生要早于国立女子中学二三十年，并且教会女中学生在所有中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国立中学中的女生比例；二，培养现代知识人才；三，全面教育，德智体美；四，教学方法实行分科、分班、分级教学，强调实验。
从1902年清廷学部拟定一系列办新学的文件到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全国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亟需从数理化到音体美的现代学校教育的教师。此时，创办已数十年的教会学校无意中为各省学堂“储备”、输送了一大批教师。如1901年山东大学堂创办时，美国传教士、曾任教于山东登州文会馆的赫士应山东巡抚袁世凯之请，率领文会馆中外教师，在1个月之内就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担任总教习。
据1910年调查统计，登州文会馆及广文大学的180名毕业生中，58%在全国各地任教。1926年，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有72人在教育界任职，其中大学校长2人，大学教师65人，中学校长5人。1938年，燕京大学统计，其1700多名毕业生中，有39%从事普通教育，15%从事研究和高级教育。据1937年的统计，各教会大会毕业生有41%在从事教育。在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中学里，从事英语、农科、医学、体育、音乐等课教学的，绝大部分是教会大学毕业生。
20世纪20年代起，教会大学由于其本身的不断完善、发展，开辟了许多学科新领域，从而带动了中国有关农科、法律、新闻、医学等方面的教育与研究，如金陵大学农学院、东吴大学比较法学院、燕京大学新闻系和社会学系、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等，在国内都具领先地位。
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联的外交、电报、铁路、海关等部门，不仅需要专门知识，还需要有坚实的英语基础，教会大学的学生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在这些机构中任职者也为数甚多，填补了这方面人才之缺。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重要的机关、机构都在此阶段建立、完成。官方体制外的教会教育体制，适时为这些机构、机关提供了所需人才。
三
当然，历史不能简单比附。当年的教会学校是在国权日损的情况下诞生、发展起来的，但这种教育体制外“供给”，却是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明显减弱了1905年废科举，即旧教育体制崩溃后带来的震荡。这个历史的经验，仍有意义。
增加供给，就是对内对外的开放。
对国内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应放开严格管控以迅速增加供给。现在民办大学、独立学院或曰二级学院问题确实既大且多，但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仍是种种体制性障碍造成的。也有人说，现在开始民办大学是远水不解近渴，但当年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不都是私人创办的么？都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就有了相当的基础与良好口碑。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是在主权不断受损下的“被迫开放”、“被动开放”，而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主权完整下的“主动开放”。这种主权在我的主动开放，使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GDP已居世界第二。虽然仍有重重困难、问题、曲折，但已经阔步行进在民族复兴大道上，对教育的开放，应理所当然地更加自信。这种对外开放，当然是“主权在我”，加强政府的监督管理，扬其长、避其短。
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的“上海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NYU Shanghai），简称“上纽大”，就是这种新开放的有益尝试。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外国大学只能选择中国境内高校共同办学才能获得中国政府的许可，上纽大是美国纽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强强联合办学，也是世界一流大学携手中国重点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创建的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学位授予权的中美合作大学。上纽大于2012年8月15日正式挂牌成立，一年后第一批本科生正式进入校园开始大学生活。这第一批本科生，今年已是大三的学生了。他们的学习生活可好？学校三年的办学实践有什么值得重视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对未来的开放当有价值不菲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