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青壮年人数迅速膨胀，现阶段我国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2.47亿人，而随之一起进入城市的未成年子女也越来越多，2015年已突破1367万人。这些未成年子女的入学，受教育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并逐渐成为了最具挑战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东莞鼎泰鑫电子科技公司董事长王馨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的《关于优化现行教育体制，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写道，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壮年进入沿海城市求职务工的数量持续增长，而跟随父母一块进城的未成年子女数量也越来越多。
 
她引用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称，截止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约2.3亿人，而这些流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就是上述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现在社会上一般称之为进城农民工。这2亿多人口的背后，有7000万他们的子女，这其中有4000多万的年龄是在十四周岁以下的儿童。
 
王馨分析，进城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无法获得良好教育问题近些年日益凸显出来，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一是辍学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机会，被迫或主动放弃了受教育的机会，不少农民工子女到了受教育时间因为经费或者找不到入学学校而推迟入学。
 
二是教育费用高昂。教育部已经出台政策取消了“借读费”、“赞助费”等，有些地方虽已取消了各项额外收费，但按照当地学生设定的书费和学杂费对于收入并不高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依然是个不小的数目。虽然也有的地方实行了公立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但公立学校给农民工子女的学位有限，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收费高昂的其它学校就读，给这些农民工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三是教育质量差。由于农民工子女的户口不在当地，经济条件薄弱，但又要占用当地教育资源，因此，一方面受到少数流入地政府的排斥，另一方面被就读的公办学校排斥，经常是“插班”或者是被“单独编班”，人为地划归另类，加之其父母工作流动性大，管理难度较大，学校有时会疏于管理；由于没有学籍，成绩不计入教学考评，甚至无机会参加学校或当地各级政府举办的各种活动，缺乏学习积极性；再就是由于农民工子女生长的环境与城市学生不一样，生活习惯、学习养成也不一样，常常被公办学校的城市学生排斥。
 
四是就地入学困难。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渠道主要有：在公立中小学借读；就读于流出地政府在流入地所办的学校；进入民助公立（或公助私立）学校；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等。
 
其中，公立中小学主要是满足城市学生，由于教育经费、场地、师资力量等因素给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位有限；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且分散，流出地政府在流入地办学难度大，只有在同一地流出的农民工数量较集中的地方才具备办学条件，因此，这样的学校数量也屈指可数；民助公立（或公助私立）学校由于以赢利为目的，收费都比较高，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来说难以承受；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教育经费匮乏，办学条件相当恶劣，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学生安全和教育质量很难得到保证，不仅拿不到许可证，有的私自开设后随时都有可能被政府部门取缔。
 
王馨在《建议》中表示，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不仅是对农民工子女权益的尊重，更关乎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和长远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解决好其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是稳定农民工，吸引农民工留在城市安居乐业的关键，吸引他们继续为城市服务，创造更多社会财富。
 
针对上述问题，王馨建议，调整现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改变过度分权的现状，变“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为“中央统管，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强化中央的统管职能，建立多级政府共同管理机制，破除城乡分割局面，保证教育资金的投入，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和谐健康的发展。
 
同时建立“就地入学”的教育机制，加快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全国性的电子学籍管理系统，为做好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凡是在当地居住满一定年限（例如一年以上）的学生，均可就近入学和参加升学考试，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学生平等地享受城市教育资源，真正实现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
 
此外，王馨认为，调整教育投资体制，政府应作为承担义务教育费用的主体。她建议中央政府要把握好宏观调控，从中央财政中提取一定的专项经费，用于经济条件薄弱地区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补贴，以促进义务教育区域平衡和协调发展；流入地政府应根据当地农民工数量及其创造的财富、当地现有公办教育规模和水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需求与供给比例等参数来提取相应经费用于改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而且要设置一定的底线，从而强化流入地政府的责任，这样既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降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区域差异，又有利于国家实施统一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评价标准以及调控、监督机制，从而提高我国义务教育整体水平。
 
王馨代表已经连续五年关注留守儿童问题。她认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需要从根源上找突破，而深化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是解决问题的根本。